華裔學者指中國須面對自己歷史才有未來

華裔學者指中國須面對自己歷史才有未來

紐約 - 首位在美國哈佛大學開課討論1989年六四天安門運動歷史的華裔教授何曉清，在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指出，作為一個尋求六四真相的研究者，她認為最大的困難不是對事實的爭論，而是價值之爭，即為經濟的發展、國家的強大是否可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她認為，當今中國民族主義高漲、知識份子沉默，都與89後當局出於執政危機重建鎮壓合法性的整套做法有關。

何曉清從2010年開始在哈佛大學開設六四天安門運動歷史與記憶討論課，她認為歷史真相不清並不是沒有人願意說，而是沒有機會，“一方面掌握話語權的一方，他們的一個版本；另外一方面，就是學者、歷史學家，包括親歷者、天安門母親，他們的說法，可是這個說法往往就是聲音沒有發出來。在這樣的情況下，到底發生了甚麼？我們就需要好好地尋求這個真相。”

最大的困難是價值之爭

但是何曉清認為，最大的困難並不是事實之爭，而是價值之爭。 “八九以後，這種鎮壓合法性、合理化問題，就是說，為了經濟發展、為了國家強大可以犧牲人的生命的這種做法，這種價值影響了八九後這年輕的一代，或者甚至是不止年輕人，還有很多中國人對自由、民主這些概念的看法。”

雖然在開課過程中曾遭遇“愛國”憤青面對事實仍選擇相信政府的說辭，何曉清仍然認為，現在有越來越多的年輕人開始有獨立思考的批判意識。 “我相信，如果真正給予他們這個機會，接觸到這些真相的時候，他們也會重新思考一些問題的，就是說，你可以不同意我，我也可以不同意你，但是我們必須有這種公開討論的自由，這種言論自由，這種知情權。”

出生於廣州，89年民運時還是個高中生的何曉清就加入抗議行列。那場運動影響了她對生活的選擇。2002年她辭去了國內舒適的工作，到加拿大讀教育碩士和博士；2008年繼續到哈佛讀博士後，然後在那里開六四歷史研討課。

恐懼源於對家庭朋友的愛

何曉清承認，在當前的政治專制高壓下，恐懼如影隨形地伴隨著海內外的歷史研究者， “這些年來我看到在這些問題上，大家都在掙扎，很困難。不是說我們沒有話說，不是說我們不知道怎樣做，更重要的就是大家都有顧忌，這個顧忌，這種很深的恐懼，可能大家沒有在發言中講出來，但是，就是很深的恐懼，或者是自我審查等等。可能都來源於我們很深的對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事業、對我們的朋友的這種愛，就是說，當我們要在恐懼底下做研究的時候，這種影響其實是很深刻的。”

今年六月底在洛杉磯召開的文革50週年研討會，組織者對所有來自中國大陸的與會者，均在他們抵達美國後才公開他們的姓名。10年前在紐約召開的那次，因為事先公開了姓名，導致被邀請的大陸學者幾乎全軍覆沒，被當局擋住無法成行。

甚麼都不做就甚麼也不會改變

何曉清表示，看到那麼多海內外同道聚集一堂參加像文革討論會這樣的活動令她備受鼓舞，“可能我們做了很多事情，甚麼都不能改變，但是有一點我們是知道的，如果甚麼都不做，那就不會有改變，可是我們大家都做一點點一點點，那最終就會有一個更加好的明天，因為沒有真相就沒有和解，中國必須面對自己的過去、自己的歷史，才會有未來。”

2014年六四25週年時，何曉清出版了《天安門流亡者：中國民主抗爭的呼聲》一書，通過採訪當年的學運領袖王丹、沈彤和易丹軒，以及講述自己的故事，追尋八九前後個人生活軌跡的演變。

2015年何曉清轉赴佛蒙特州聖邁克爾學院任歷史系助理教授，繼續開設天安門研討課和中國人權課。